为穷人说话，天经地义，但有勇气为富人说话的人并不多，因为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上仇富情绪严重。理想状况是13亿中国人一起富起来，但现实上这是不可能的，必须有一批人先带头富起来。如果不注重保护富人的权益，把富人全都打翻在地，成为穷人，那么现在的穷人也翻不了身。
这次为富人说话的两位政协委员本身都是富人。一位是德意志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红力，他建议降低高端人才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，以吸引高端人才和跨国公司将总部设立在中国。另一位是中国女富豪，废纸回收大王张茵，她建议给月入10万的富人降低个税，通过降税，吸引有钱人把生意留在中国。
可以预料到的是，这两位委员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一般老百姓的观点是，富人已经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在乎这一点税收?难道真的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，为富不仁?其实张茵倒不是为自己谋福利，因为据她本人透露，她交的是美国和香港税，并不需要在中国大陆缴个人所得税。
张茵的提议不无道理。中国现在税负普遍过高，不管对富人还是穷人，但福利又不足。如果能够降低税负，可以刺激老百姓消费，促进内需，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海外人士带着他们的生意进来，可以说是以小搏大。另外，中国税负虽然高，但税基又过窄，可以通过征收股票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等方式，来扩大税收来源。
降低税负，引凤还巢
两位委员的提议其实道出了很多中国新富有阶级的心声。中国个人每月收入若超过人民币10万元，即以累进税率45%征税。10万元虽然不是个小数目，但现在工商管理硕士MBA毕业后加入外国投行，第一年的收入就有这数。可见所谓的富人，已经开始包括高级白领。中国可以考虑随着社会收入的提高，将累进税最高标准提高。
和西方国家相比，中国税制实行一刀切的政策，缺乏鼓励捐赠，育儿，赡养或进修等行为的退税和免税政策，这显得过于简单化。中国的实际税率在25%到35%，和许多欧美发达国家相比，显然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它们。中国的特区香港则采取低税收的政策，它的最高税率不过18%左右。大量高薪人士尽管业务大部分在大陆，但宁愿选择住在生活成本更高的香港，平时做“空中飞人”，这是中国税收的损失。
高收入阶层不愿意来国内常驻，他们也就不会把生意带进来，这对中国税收来说，是丢了西瓜，捡了芝麻。如果能够适当降低高收入人员的税负，有助于吸引国际人才来中国工作，并吸引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设立在中国内地，同时有利于减少合法的税收流失，反而会增加税收收入。
希望社会大胆为富人说话，但更需要给穷人谋求福利。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是2000元，而美国起征点为5350美金，是中国的19倍，虽然两国人民的收入平均只不过差了约8倍。在食品不停涨价，教育和医疗保健成本大幅上升的背景下，中国个税起征点可以大幅提高，以刺激老百姓消费。
退税于民，扩大税基
给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都减税了，那怎么补上缺口?征收股票交易税是扩大税基的一个办法。在绝大多数的成熟市场，包括低税负的香港，都有股票交易税。征收股票交易税，是调节财富的一种手段，因为高收入人群相对投资更多，也有利于扩大国家税基。
“中国股票交易没有理由不征税。否则会助长投机，让贫富差距更为明显，”安永的中国税务管理合伙人倪勇军认为，“如果受制于市场而不征税，那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”
中国现在正是实行税制改革的好时机。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大增31%，其中个人所得税税收同比增长30%，增幅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的幅度。中国政府财政税收占GDP的比例高于美国，但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。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，而不是将更多收入由私人去消费，使得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。
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，甚至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，香港政府最近也给老百姓“派糖”，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，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退回给中国家庭呢?退给富人，可以增加他们的劳动积极性，吸引海外高薪人士来中国安居乐业。退给穷人，则可以促进内需，何乐而不为?（